公民网络参与的局限性

王法硕/著

2015-04-30

书籍简介

本书以公民网络参与和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两个变量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公民怎样在互联网上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公民的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基于实证案例的考察,本书认为网络参与对我国政策过程的确发挥一定作用,在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网络参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态度是影响网络参与效果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国当前的网络参与大致存在高效型、低效型、倒逼型、孤立型、受阻型和公敌型等六种基本类型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参与机制。

首章试读

目前公民网络参与的大发展,有其深刻的政治意蕴和时代背景。我国政策过程呈现高度的精英主义倾向,当前的政治制度中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不多,造成我国政策民主化不足。正是现实社会中公民参与的失灵为网络环境下的参与创造了生长空间,互联网则适时提供了公民参与的平等机会和宽广平台,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条新的发展路径。网络参与的**也是与我国当前的政治氛围相统一相适应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执政理念不断更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等体现以民为本导向的执政理念与网络参与的价值指向相互吻合,成为公民网络参与兴起的政治动因之一。 一、精英主导:中国式的公共政策过程 从宏观政治体制上看,我国公共政策过程是高度精英主义取向的,政策过程较为封闭。党和政府高层的态度对于政策制定起到决定性作用。正如托马斯·戴伊所说:“公共政策是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制定者精英阶层的存在是政治生活的事实。”在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下,这种决策体制保证了决策的效率,利于政策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但也存在较多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存在“黑箱”,公民及社会对政府政策制定影响力不足,在某些政策领域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的决策。**组织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处于权威地位。**的领导地位是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取得政权、建立政府之后承担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但是,在公共管理和决策中权力过分集中在党,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公共决策中党的一元化领导走向极致。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实现党政分开,并曾尖锐地批评现存的决策体制是“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十三大曾为改变党政一体、权力高度集中在党委的决策体制做出一些调整,如撤销政府中的党组,撤销党组织中与政府对口的部门等。但整体上看没有削减党在我国决策体制中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从决策方法上看现存的决策体制主要依赖经验决策,决策者主要凭直观判断和已有经验进行决策,缺乏严格的决策程序和科学论证。在一些决策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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