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四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

到了今年舂天，我忽然心来嘲，决意把它抄出来。

到今年六月三，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

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

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噤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

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

否则，我只能说谎了。

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

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

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俱在，此心可质天！

“文化大命”

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

在家国权力机构中也“飞腾达”

过。

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

我写的是历史事实。

我们“文化大命”

前的友谊，以及“文化大命”

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

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命”

以后的产品。

如果“文化大命”

中我真遂了“自绝于民人”

的愿，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

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还是不幸？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

—由它去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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